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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英文Apology，它的原始意義是「辯護」，到了十六世紀後產生了反義的「道歉」，從此「辯護」和「道歉」這兩種行為相互糾纏，而且「壞道歉」及「不誠實的道歉」愈來愈多，由這個字的意義變化，其實已顯示了人類的文明是在退化中。

    　「道歉」的真正意義是在說，如果一個人做錯了事或做錯了決策，使得別人受害，那麼他就應毫無抵抗的道歉認錯，透過他的道歉，受害者得以慰安，雙方的關係也才可以和解。由於他經過了道歉的良心洗滌，他的理性與感性也才可以更上層樓，當有類似的情況發生，他才不會重犯錯誤。正因為有了「道歉」這種文明新元素，人類的公私行為才有可能日臻進步。

    　不過，劍橋大學前兩年出版了新罕布什爾大學哲學教授史密斯（Nick Smith）所著的《我錯了：道歉的意義》一書。書中指出，近代由於政治文化的改變，政治人物愈來愈恐懼一切攤開到陽光下，如果他們對某件錯事道了歉，有可能整個人格都要被迫攤開，於是打死不道歉，錯也要錯到底的壞政治遂告出現。另一位波士頓大學的哲學教授格里斯渥（Chorles L.Griswold）在他所著的《請原諒：一個哲學探索》中也指出，政治人物認錯，必須冒著被人認為他很愚蠢的風險，為了要證明他很聰明，他自然只會鬼扯硬拗。史密斯教授即表示，現在乃是「假道歉」、「真硬拗」流行的時代。政客犯了錯誤，打死也不會承認錯誤，而只會東躲西閃，拚命玩弄語言修辭遊戲，意圖來稀釋掉他的責任。他表示：「假道歉」和「不誠實的道歉」有如政治上的爛水果，這只是當代政治日益腥臭的原因。

    　由當代政客犯錯而死不認錯，千方百計的搞「假道歉，真硬拗」伎倆。我們就要回頭來看台灣自己了。馬總統連任迄今，他的油電雙漲及證所稅等已把台灣搞得雞犬不寧，民怨衝天。日前他接受《亞洲週刊》訪問，宣稱「油電宣布漲價的方式與時機都有檢討的空間，政府不應再犯這樣的錯誤」，既然他承認政府犯錯，那是誰的錯誤呢？搞了老半天，原來是「時機不對」，一句「時機不對」，他就把自己的責任撇得一乾二淨。用「時機不對」當做硬拗的理由，一定要先問自己，為什麼「時機不對」的問題在許多國家並不是問題，只有台灣一切都是「大環境不佳」、「時機不對」？

    　近年來，有關「道歉」的研究，已成了西方的一種新的顯學。為什麼這個在以前是個相當冷僻，很少有人感興趣的課題，近年來卻專著和論文日增，我的見解是：

    　一、人類的公私行為都應有基本客觀的準則，有準則才會有對錯與是非，但到了當代，由於媒體掛帥，宣傳當道，是非對錯的基本道理已告漫漶，一切只剩下語言修辭，政治人物對自己的天職，何者應為，何者不可為，犯了錯就應知道羞恥而認錯改正，已無所謂。本文所提的史密斯教授即明言，當代政治已把一切看成是「語言─行為」，隨波逐流，鬼扯硬拗的沒良心，無是非的政治遂告出現。當代政治亂七八糟是有原因的，人們開始重視「道歉」的問題，已隱含了對當今政治的批判反思，希望重建以責任感為中心的新政治。以台灣為例，我們就不需要一個只會作秀硬拗的領導人，而期待一個能一切務實，自己心中有是非肯認錯的領導人。

    　二、「認錯」這種行為乃是古典道德良知的核心。有良心、能尊重別人，從而界定出與時俱進的人我關係，乃是人類政治社會得以進步的主因。而虛偽不誠實，連句「我錯了」都說不口的政客，其實是不值得被期待的。承認自己的愚蠢和錯誤，進而提高自己的判斷標準，這個國家才可能進步！

    　因此，我今天對「道歉」這個冷僻的課題稍作發抒，其實是心中頗有感觸。今天的台灣從大方向上起就全部錯，這乃是台灣每下愈況，而且很難好轉的關鍵。台灣現在真正需要的，乃是一個能承認「我錯了」的領導人！

    　（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 2012-11-13 01:15
 
• 中國時報
 
• 【南方朔】

最近重讀清代學問家高季長所撰的《歷代循吏傳》對書中所提到的三個好官，印象最為深刻。

    　第一個是南北朝時南朝宋國的交州刺史杜慧慶，他非常有能力，將相當於好幾個省的南方交州治理得井然有條。他也道德高尚，清廉自期，一家人都生活儉樸，當地方有難，他都把私俸捐出來辦理賑災。他自己薄衣儉食瘦馬，把整個生命都獻給了人民。

    　另一個也是南朝宋國的益州刺史劉秀之，他也是文治武功兩全，除了政績好外，更了不起的是他自奉甚儉；他認為自己的生活已經無憂，因此在他任滿離職時，將他全部俸祿的節餘二百八十萬，悉數捐給了公庫，做為地方建設救災之用。

    　第三個則是元朝的烏古孫澤，他是個漢化的女真人，在讀書時，就懂得讀書之目的不在尋章摘句，而是要反求諸己。他這種讀書的態度就和漢人極不相同，那時的漢人看起來有學問，但因為少了反求諸己，讀書只不過是圖謀功名利祿的工具，學位高卻人品低；他這個女真人讀書，由於能反求諸己，他遂人格高尚，為國為民。他最先是武將，忽必烈征服中國南方，他戰績彪炳，後來任廣西兩江道宣慰副使，相當於戰地政務副司令。後來他出任海北海南廉訪使，相當於中國南方的司法監察首長，他待遇優渥，他對自己的高待遇，覺得不安，在任滿離職時，遂將俸祿全部捐給學官，充作清寒學生的補助金。在十三世紀末，十四世紀初的元朝，漢化的女真人，就出了烏古孫澤這種人格高尚的大官，豈不讓漢人愧死！

    　由上述三個古代的循良官吏，它使人感慨的是，古代中國雖然就官大錢多，但仍有一些大官，拿了比別人多的俸祿，覺得不安，寧願把錢全部捐出來，照顧百姓及窮苦的學生。這些往聖先賢，實在令人尊敬。

    　由這幾個古代傑出大官的捐俸祿，我們遂有必要來談一談美德和民粹的問題了。一個時代的大官，本於自己的良知，當覺得自己的俸祿太多，已超過自己所需，寧願全部捐出來用於百姓，這是至高美德。而這種美德是強求不來的。若另一個時代，官吏無能，使百姓受苦，而他們已缺少了自我減俸，以示與民共苦的責任心，這時候老百姓無法忍耐，指著他們的鼻子大罵，要求他們減俸，他們為了顏面，遂只好厚著臉皮，格外的拒絕減俸。這也就是說，當大官自己缺少了美德的自覺，他們就等於成了民粹的溫床。

    　今天台灣為了大官要不要減薪水和減年終獎金，而鬧成一幕荒誕劇，追究原因，大官們自己少了美德的良心自覺，乃是關鍵。如大官們早就有了與民共苦的責任心，在人民的不滿尚未形成前，他們就主動的提出降薪及減年終獎金，怎會搞成後來那麼難看的局面？人民要求大官減薪減年終獎金，這當然是民粹，但不要忘了，民粹是被大官們的麻木所煽起的。

    　近年來，世界許多國家，大官都在減薪減獎金。韓國、日本、新加坡、義大利、法國莫不如此。這些國家的大官之所以減薪，其實與美德無關，他們只是基於民主政治的原理原則，當人民日子不好過，大官就應基於同理心的態度，讓自己也少拿一點。當大官們對人民的辛苦能做出回應，人民對苦日子至少還能覺得稍微平衡一點。但台灣則恰恰相反，大官們對人民的生活完全麻痺無感，仍在那裡好官我自為之，於是人民的民粹情緒遂日益高漲。民粹當然不對，但是，是誰讓這種民粹造成的？

    　一個國家的大官，本就應盡心國事，為人民謀福祉，如大官們有服務心和責任心，他們自然就會有同理心，早就自動的減薪了。怎麼會鬧得那麼難看呢？（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 2012-10-09 01:25
 
• 中國時報
 
• 【南方朔】

「祕密」是近現代病態心理學很重視的課題之一。由於人性是矛盾且脆弱的，所以每個人都要把自己的缺點隱藏在祕密中。這種祕密之罪，在政治裡特別明顯。

    　「祕密」之罪在政治上特別普遍。在絕對王權的專制時代，統治者為了塑造自己的權威，一定會喜怒不形於色，使人摸不透，捏不準。統治者做事也一定要把自己的思維判斷準則隱藏。別人說東，他偏要做西，這是一種故意的顛倒，透過這種別人看不懂的行為方式，統治者才能對臣子及百姓形成那種「伴君如伴虎」的權威莫測感。

     絕對王權時代，君王的神祕感，十六世紀的馬基維利在《君王論》裡也做了系統化的討論，當君王的就是要讓人摸不透，他才可以如獅似狐般的搞權術下去。統治者有時候要表現他的天恩浩蕩，有時候則要表現得天威不可測，統治者愈是讓人拿捏不準，他才可順心如意的駕御他的臣民。

    　近代台灣，雖說已進入現代。但如果深入追究，古代那種君王的風格，在統治的官僚體系裡其實仍頑強的存在著。在兩蔣時代，他們做事就有一小群核心親信在操盤，外人無法窺其堂奧，他們任用人事都隨心所欲，搞得文武百官個個都如坐針氈，靠著這種天威難測，他們才可遂行其統治意志。而兩蔣雖然天威莫測，但他們畢竟還是有一點本領，台灣遂還是能有所表現。

    　而這種天威莫測的統治方式，由於一切都看那一個人及他的真正親信是否有本領，如果他和他們沒有本領，那可就問題嚴重了。它會造成整個官僚體系及大臣的無能，中國古代在無能之世，有個形容詞，那就是「伴食」，「伴食宰相」，「伴食中書」；它是在指，當君王無能，大臣也跟著癱瘓無能，他們做事不敢決定，他們除了陪伴皇帝吃飯外，已無其他功能。

     中國唐代時，每個星期在上朝後，各部尚書及大官會去尚書省的會堂陪皇帝吃飯，無能的大官淪落到只有陪吃飯的功能，別無其他作用。各種大官就簡稱「伴食」，而宰相及相當於宰相的中書令，就叫「伴食宰相」或「伴食中書」。由古代的這些故事，已顯示出，當一個時代，若皇帝天威難測，而他又沒有本領，做大臣的人就凡事不敢做決定，多做多錯，不做不錯的官僚文化遂告形成。

    　台灣經過兩蔣的統治，整個統治文化及官僚文化，其實仍延續著古代帝王的風格。在一個民主政治制度裡，統治者必須時時走在第一線，與人民永遠在對話，並以人心的所向為施政之目標，當人民生計困難，統治者就應立即做出回應。民主政治的ＡＢＣ裡，第一項即指出，民主政治的本質就是「有感應的」（Responsive）的政治，當統治者能夠有感應，他的手下官僚體系也才有可能本於權責去主動回應民意。

     但王權的政治則否，王權政治的價值是，如果人民要Ａ，他也做Ａ，他就認為自己是在向人民投降；於是遂出現一種怪現象，人民要Ａ，他就偏不Ａ，當人民憤怒起來回罵，他就會咬著牙更加堅持的不Ａ。這是一種最惡劣的互動，王權的那種權威意志，會使得他和民意完全對立了起來，而無能的官吏反而可以在他和民意的對立中，獲得苟延殘喘的機會。民意愈要某些人下台，他反而更要去挺這些人。

     今天台灣愈是無能的大官，位子反而坐得愈穩，人民罵得愈厲害的，官運反而愈亨通。王權的性格碰到民主政治，統治者為了維持自己的權威，會更加的擇惡而固執之，今天的馬政府就是個擇惡而固執下的奇怪產物。這是嚴重的反淘汰，而這種官僚的反淘汰，正在台灣發生，而受害的則是台灣百姓！

    　今天的台灣，馬總統為了他的權威，已和台灣民意處於一種決裂狀態，老百姓叫他換財經官員，他就是偏不換，愈罵愈不換，他已和百姓搞成了面子和意氣之爭。歸結到最後，他那種王權心態乃是關鍵。台灣今天會有一個「伴食內閣」，其實是很正常的。

    　（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 2012-10-02 01:33
 
• 中國時報
 
• 【南方朔】

孟子是先秦諸子裡，立場最嚴正、是非最分明的思想家。他是第一個主張，如果皇帝不行仁政，人民有權革命的先驅。他的許多思想由於和時代不合，後代的解經家，常常都輕輕唬弄跳過，沒有去發揚光大。近代人也說孟子是先秦儒家的激進派。

    　我最近重讀孟子，在《孟子．公孫丑上》裡，讀到這麼一段，十分有感慨，孟子說：「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因為這句話是在以非常高的標準，在談一個政府統治的正當性，一個政府如果得到政權的手段不正，那麼這個政權就不能說是有正當性的政權。孟子為什麼會有這種想法呢？他的邏輯是：「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宋代的學問家孫奭在解釋這句話時說道：「若人君有好殘賊嚴酷心，必妨害仁政不得行之也。」將他的話以現代的理論來說，就是一個以不正當手段取得的政權，取得政權乃是手段也是目的，它已不再有更高尚之目的，因此這種政權一定不可能做出什麼好事來。孟子在那麼早的古代，就已注意到取得政權者的手段與人品的相關性，並已認定手段不正，人品必不高，他的施政也一定很糟糕。像孟子這麼講究手段正當性的思想家，他乃是古代的第一人。只是這種思想也未發揚光大，因此近代中國的政治遂道德敗壞，充滿了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的惡劣例證。

    　我在此討論《孟子．公丑上》的聖賢言論，不是在空談理論，而是要以古鑑今，來看今天台灣的亂源。

    　今天的台灣已愈來愈成為一個為了取得政權而不擇手段的畸型民主社會，就以今年初的大選為例，國民黨為了要勝選，真是不擇手段的要把對手鬥垮鬥臭，而宇昌案就是最典型的例證。統治者藉著他掌握了政權的便利，政客打手，檢調打手，媒體打手全都被動員，企圖以莫須有的罪名，把對手抹黑；這種手段雖然惡劣，但卻有效，政權也能勉強保住。而八月十四日當時把此案加油添火，大肆炒作的特偵組，終於辦無可辦，將全案簽結而還人清白。但他們用不義手段撿到便宜之目的業已達到，他們對別人的侮辱抹黑也不可能償還。宇昌案已成了台灣民主很大的一塊汙斑。

    　宇昌案現已簽結，我不知道當時大肆炒作此案的政客，檢調及媒體心裡做何感想，會不會覺得卑鄙慚愧。我不認為當時上面有正式命令叫大家來炒作此案，而是這些人在主動附和上面對此案之發動，這種主動的附和乃是台灣最大的政治道德危機。《孟子．告子下》裡說道：「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它的意思是說，如果領導者下令，叫別人做壞事，下面的人不敢拒絕，這種罪尚小，領導者做個動作或使個眼色，下面的人就昧著良心去逢迎，這種罪才大。台灣的官員，檢調及媒體附和炒作宇昌案，至今仍毫無羞愧之心，這乃是我感到最沉痛之處。一個社會的各種人都應有自主的道德標準，才可使自己免於成為別人的打手工具，台灣的官員，檢調及媒體，可有這種自主的良心標準？

    　宇昌案當時被刻意炒作，為了將事情炒大，於是遂到處牽拖，台灣生醫界許多傑出的名望之士都受到株連。搞到生醫界對台灣失望至極。台灣的生醫科技和生醫產業原本還是個頗有希望的產業，但生醫界在受到抹黑後已經對台灣灰心，這是台灣重大的損失。宇昌案的簽結，可有任何人向台灣的生醫界說聲對不起？不擇手段的競爭，其實已對台灣整體的團結，造成了極大的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