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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分類:【社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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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月以來,政府公布了不少有關勞動市場的調查報告,台灣的失業率於十月份升高,失業週數逐漸拉長,明年首季的人力需求則降至近三年半新低;另外,非典型就業人數在今年升至74萬人的新高,而非典型就業者的薪資不及平均薪資水準的一半。同時,博碩士的失業人數,更已將近三萬人。

     這些現象有些是受景氣影響,屬短期的問題,但有些現象則是經濟結構、教育環境變化下的長期問題。我們在此不擬對短期問題多做討論,因為這是景氣循環的問題,只要來日景氣好轉,一切即可迎刃而解。但若屬經濟結構、教育環境的變遷所帶來的問題,則縱使來日景氣回升,亦屬無解,其影響之深遠,必須深入探討。

     哪些是短期問題,哪些是長期問題,並不難分辨。例如,台灣目前失業率的升高、關廠失業人數的回升、明年首季企業僱用人力的需求下滑等問題,皆屬短期問題。而非典型就業人口的增加,博碩士失業人數的變化,青年失業率的倍增,非典型就業者薪資的停滯,這些都是長期經濟結構改變下的趨勢,不太容易因為景氣好轉而獲得解決。

     我們可以這麼說,台灣的失業問題不但有「量變」的問題,更有「質變」的隱憂。失業人數由2000年的29萬升至近年的50萬,失業率由2.9%升至4.2%,這是「量變」;這個變化雖是個問題,但隱藏在這個問題背後的「質變」,毋寧是更令人憂心的。例如,台灣的非典型就業人數逐年成長,海外就業人數與日俱增,還有賦閒人力、碩博士人力屢創新高,這些變化表面上對勞動市場似乎沒什麼不利,實則影響深遠:不僅影響來日的就業市場,更將影響來日的經濟成長。

     多數人研判勞動市場的好壞,只看就業人數、失業人數及失業率,惟僅看這三項數據是明顯不夠的。因為,何謂失業?何謂就業?何謂勞動力?何謂非勞動力?其間有不少的灰色地帶。例如,每週工作一天與每週工作五天,皆屬就業者,然而兩者的處境明顯有著天壤之別。台灣有愈來愈多的就業者是屬於這類的不完全就業者,他們領著微薄的薪資,名為就業者,實為失業者,這樣的非典型就業人數五年來已由65萬人增至74萬人;再如「想工作而未找工作者」、「賦閒在家者」,一般人必定認為他們是失業者,但依勞動統計的定義,他們卻是非勞動力。台灣到底有多少失業者隱藏在非勞動力部門,又有多少名為賦閒者實為失業者,實難統計,勉強以非勞動力的資料加以估計,如今兩者合計也已逾90萬人,比五年前多出了15萬人。當然,這項數據裡的賦閒人口究竟有多少是過著悠閒的退休生活,有多少是數銅板過著無工可做的生活,數字並沒有辦法給我們明確的答案,但可以確定的是這項數據如此快速成長,自非好事。

     台灣勞動市場的「質變」,除了非典型就業、賦閒人口的增加之外,如前所言,還有海外就業的問題。台灣目前的就業調查是以戶籍地為調查的母體,因此只要戶籍在台灣,不論是在上海、深圳或胡志明市工作,都會計入我們的就業人口。這項統計在過去工作人口跨國移動不多的年代,大致可以反映出台灣的就業機會,但是如今隨著國人海外就業日趨普遍,這項就業人口的變化就很難反映國內就業機會的起落。譬如說,今年十月就業人數1,090萬人,比去年十月的1,076萬人增加14萬人,這新增的14萬個就業機會究竟是在台灣創造的,或是在深圳、上海、胡志明市創造的,依然是謎。然而,改善台灣的失業率如果都得靠海外就業,這是政策的成功,抑或失敗?當是不言可喻的。

     我們最後要提出的一項勞動市場的質變,就是台灣的博碩士人口在今年七、八月間已升逾100萬人,2000年不過才20萬人。以目前唸研究所的風氣仍盛看來,博碩士人口未來幾年還會持續升高。然而政府投入龐大的教育資源所創造的高學歷人口,如今低度運用的情況卻日趨嚴重,博士參加公務員初等考試、台鐵基層的道班工考試時有所聞,近期失業人數更已逼近三萬人。估計這個低度運用的情況,很難隨著景氣好轉而有改善。這個問題十年前有識之士早已提出警告,可惜執政者未能察納雅言,終致今日這個局面,而這個現象從表面數字上解讀是台灣人力素質提高,實則是學非所用、人力供需失衡愈趨嚴重。是福是禍,亦是不言自明的。

     台灣自2000年以來,勞動市場不但出現量變,更出現質變。失業率、失業人數的增加這些「量變」易為各界所重視,但與勞動統計無直接關係,甚至尚無法統計的一些「質變」迄今仍是個謎。惟這些質變在不久的將來,必定又會造成量變,若決策當局不以長期的眼光來因應這個勞動市場的質變,再過十年,台灣的失業率會升至什麼水準,人力低度運用會到達什麼程度,實難想像。

  • 2012-12-12 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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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塑集團總裁王文淵日昨在台塑企業運動大會致詞時,引述本報社論強調「台灣經濟走緩,不只是景氣循環問題,『產業過度集中、出口價格頻頻走跌』是兩大危機」;他同時感嘆台塑集團很想在台灣投資,但卻遭遇重重阻礙,令人相當失望。

     在此之前,財政部統計處發布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資料顯示,今年10月出口又下滑1.9%,累計1至10月出口衰退達3.7%。財政部分析認為全年出口負成長幾已成為定局。關於台灣出口衰退的困境,王總裁的感嘆凸顯台灣產業競爭力下滑的結構性問題,恐怕不是政府加強貿易拓銷所能解決,而必須從投資面著手,才能真正對症下藥。

     平心而論,歐美市場需求疲弱,固然是限縮我國出口規模與成長的原因之一。但是,若觀察今年前三季亞洲主要國家的出口表現,台灣衰退3.9%,不但遠遠不及中國大陸與香港的出口成長7.4%和1.8%,比起日、韓、星(日本-0.5%、韓國-1.6%、新加坡-0.3%),台灣衰退幅度特別大,顯然不是景氣循環問題所能解釋。

     若以台灣產業在中國大陸市場的表現觀察,今年前三季大陸進口成長4.8%,但我國對大陸出口僅成長1.4%。中國大陸自台灣進口金額成長幅度落後於東協國家和韓國,不但電子零組件業出口被韓國的取代,臺灣化學材料及基本金屬等產業對大陸出口的表現也遜於日、韓。這些產業在中國大陸進口市占率呈現彼長我消的情勢,背後反映的臺灣產業競爭力下降問題,特別值得注意。

     尤其過去台灣出口一向在全球產業供應鏈上,扮演著中上游供應商的角色,如今出口持續衰退除了顯示由於中國大陸國內產業供應鏈日趨完整,化學材料、金屬機械、資訊電子產業進口替代情況明顯擴大,加上東協國家產業持續升級,已經使台灣在全球產業供應鏈的地位逐漸下降。這樣的困境若無法突破,則即使全球經濟大環境回穩、外部需求增加,台灣的出口動能恐怕也難以有同步擴展。

     換言之,就因應出口衰退的對策而言,經濟部推出「出口龍騰計畫」,擴大出口融資、拓銷、洽國外買主來台,以及藉由「拓銷訪問團」,拓展印尼、菲律賓、緬甸及越南等新興市場的做法,固然具有促進出口市場多元化、爭取新興市場龐大內需商機的意義,但是由於產品競爭力下降,今後仍將面對南韓、中國大陸和東協國家的價格競爭,以及出口價格持續走跌的危機。

     想要扭轉這種危機,唯有從提升台灣在全球產業供應鏈的價值與地位著手,特別是應全面性檢討台灣各產業在美日歐等先進國家市場,以及在中國大陸市場的競爭消長狀況、目前與未來面對的競爭威脅,進而為各個產業找到新的技術研發、創新的產品開發及投資方向,尤其應鼓勵化學材料、基本金屬、機械及紡織等產業積極在台灣投資於高附加價值的產品,以及加速吸引台商回台投資,運用創新加值產生競爭優勢,才是避免產業過度集中與活絡經濟的根本之道。

     配合上述策略,雖然行政院已經提出「三業四化」、「傳統產業維新方案」和「中堅企業躍升計畫」等措施,希望促進民間投資。但是,民間進行投資計畫過程中經常遭遇的環保與勞工障礙,如果執政當局始終未能協助解決,則吸引重大投資以提高台灣產業競爭力的目標,終究將淪為讓人感嘆的空談而已。

     以台塑為例,該集團近年來在大陸、越南及美國等地的海外投資高達150億美元,但在國內斥資新台幣2千億元的六輕5期及4.7期高值化橡膠產品投資案,卻因為屢遭地方政府杯葛與環保署恣意提高環評標準,而落得毫無進展。這種荒唐現象顯示,行政院若無法儘快解決該爭議,則政府力推的「石化高值化方案」,又將變成一張空頭支票。

     最後,必須提醒的是,雖然政府已經啟動「台商回台投資方案」,但是有意申請的廠商普遍面臨勞動力不足問題。一方面因為願意投入生產線的年輕人不多,導致本勞招募不易;二方面因為現行法規規定企業須在設廠運轉14個月後,才能向政府申請外勞,也使企業無法獲得能滿足需求的外勞人數。這些問題均需政府儘快突破現有外勞法規的僵固性,改以更積極有效率的方式,解決廠商投資所面對的困難,台灣才有可能提升全球產業供應鏈地位,扭轉出口衰退危機。

  • 2012-11-14 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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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美國同時進行國家領導人「換屆」,政治權力的交替,時間正逢年底各大投資機構重新布局2013年的全球投資策略,短中長期國際資金的流動將會趨於頻繁。隨著全球資金在股、債之間的調整,以及在美、歐、新興國家之間的重新布局,必然對台灣股市帶來相當的衝擊。

     我們觀察到,今年全球投資策略的調整,很明顯地出現「由債轉股」、「由成長轉向高殖利率績優股」、「低通膨與反商品」的趨勢。過去兩年在歐債危機、美國信評調降危機中引領市場的「零風險」策略,將轉為擁抱「低風險、溫和報酬」。面對這個轉變,我們必須密切注意國際資金的重新布局,必須面對台灣上市公司獲利衰退的事實,不能一廂情願寄望大陸資金。台灣必須做好準備,避免成為國際資金流動的受害者。

     敏感的台灣投資人應該感受到,最近各大基金公司推出「高殖利率基金」的廣告版面呈現明顯的增加。這些高殖利率基金,有些是以投資大陸企業發行的點心債為主要標的,也有不少是瞄準歐美績優上市藍籌股,更有些基金則以打著投資高收益等級公司債,其實偷偷放了原本是垃圾債券的次級品。今年歐債危機高峰中,不斷被媒體唱衰「破7%就會崩盤」的義大利與西班牙公債,如今看來,只要勇於危機入市,買入義大利與西班牙公債的基金,結果都賺得滿缽滿盆。

     經過多次的量化寬鬆(QE)後,全球政府公債的利率急遽下滑。十年期公債的報酬率,台灣剩下1.13%、德國1.44%、美國1.71%,不只投資人無利可圖,甚至連基金公司自身的經理費用收入都逐漸乾涸。資金從完全無風險的公債市場逐漸流出,轉往獲利穩健、資產負債表健全的績優藍籌股,幾乎已經是各大金融機構與基金公司的共識。我們注意到,跨國金融機構2013年全球資產布局的主軸,已經形成由債轉股的共識;這也是今年十月,美國與德國藍籌股大漲,道瓊、DAX指數領先創下新高的根本關鍵。

     「由債轉股」的主軸,不會因為美國總統選舉的結果,或者大陸領導人換屆而有太大的變化。美國總統大選之後,總統與國會面臨「財政懸崖」的痛苦抉擇,名目上有高達7,200億美元的財政缺口,必須加稅或是刪減支出,未來六個禮拜,美國參眾兩院與白宮之間勢必進行劇烈的政治攻防,這是美國股市最大的干擾因素。不過,主張減稅救經濟的共和黨,目前版本是縮減支出1,740億美元,與主張財政刺激的民主黨目前刪減2,200億美元的方案相去並不大。估計兩黨政治身段做足,新的國會議員必然給總統出難題,最終還是會在十二月底前協商取得共識,對於正在溫和復甦中的美國經濟,並不會造成實質的傷害。

     但是,台灣面對全球資產調整的戰略布局,卻必須正視可能引爆的地雷。根據台灣證券交易所公佈的統計資料顯示,台灣股市的本益比在今年九月已經高達25.21倍,遠高於過去五年(金融海嘯後的2009年除外)平均的15.5倍水準,更是全球前二十大股市中排名前五名的高本益比市場。本益比拉高並不是因為市場上漲,也不是投資人看好台股未來,而是台灣上市公司「師老兵疲」,獲利大幅衰退所致。

     與台股同樣面臨獲利衰退壓力的還有韓國。韓國不只是電子業遭逢壓力,前幾年大力發展的造船、鋼鐵、石化等,同步面臨需求衰退、產能過剩的困境。韓國企業除了三星、現代汽車以外,上市公司獲利衰退的幅度更甚於台灣。台灣與韓國股市都是外資布局的重鎮,一旦面臨外資撤退的浪潮,很可能對經濟與金融體系造成全面的衝擊。

     此外,今年表現敬陪末座的大陸股市,在18大換屆之後可能會有所表現。不過中國大陸的經濟轉型仍然需要時間,長年依賴固定資產投資來拉動 GDP的政策,基礎工業與大宗物資相關的產能過剩,經濟宿醉後的調整期才剛開始,內需與民間企業觸底尚未反彈。新任總理李克強已經揭示拉近貧富差距與加速二三級城市城鎮化的重點施政方向,顯示「結構性調整」將優先於「成長」。再加上大陸領導階層到明年三月交接,具體的政策要到明年年中才會明朗,大陸股市短期之內反彈的機率不低,卻不可能成為外資中長線全球佈局的焦點。

     回看國內,陳冲內閣雖然被稱為財經內閣,但是對於外資全球布局的調整,似乎敏感度不高,至今仍然以為台灣股市成交量下降,與全球金融市場的趨勢相近。其實,歐美經濟雖然正在溫和復甦,卻未必能拯救台灣上市公司獲利下滑的危機,流動性逐漸枯竭的台灣股市,勢必無法抵抗一旦出現的國際寒風。如果放任台股體質繼續衰弱,今日檯面上的政治人物,將有淪為歷史罪人的極大風險。

 
 
  • 2012-11-07 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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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十一月六日,美國總統大選投票;八日,中共十八大登場,展開十年一次的最高權力交替工程;中美這世界兩大強權的新國家領導人在同一周出爐,為史上首見。經過此一「超級周」之後,國際情勢將會產生什麼樣的變化,台灣又該如何因應?本報將以系列社論評析。

     剛剛落幕的美國總統大選,顯然是二○一二這個「全球大選年」中,最受矚目的年度重頭大戲。無論著眼它仍身為全球霸權的特殊影響力,抑或聚焦於新政府因應當前動盪不安之全球政經局勢的可能舉措,選舉結果似乎都動見觀瞻。問題是,誰當選真的有差別嗎?

     就在選戰愈發如火如荼之際,儘管兩位主要候選人非得針鋒相對、唇槍舌戰一番,以便透過彼此的區隔來爭取支持,但愈來愈多眼睛雪亮的選民赫然發現,且不論兩人的外交主張幾乎如出一轍,甚至就原先最為關鍵的辯論焦點:如何解決國家財政危機,雙方的主張也悄悄地走到一道去。可以這麼說,兩黨難分軒輊的纏鬥表面上重演了二○○○年的故事,但在這次選舉中創下歷史紀錄、高達四成的選民自稱「獨立人士」的比例,既反映出群眾的徬徨與無奈,更直接指出了美國正站在歷史十字路口的嚴酷現實。

     話說當前美國所面臨的最大挑戰,自然是經濟問題。

     正如眾所周知,「經濟牌」早就被認為是此次大選的決勝關鍵。由次級房貸風暴在二○○八年底引爆的危機,不僅為美國帶來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衝擊,後續效應波及世界各地,甚至結局亦仍是個未知數。為免受到危機拖累,歐巴馬團隊精心製作了大量競選廣告,主要是將問題歸咎於小布希錯誤政策所遺留的包袱;相對地,其對手羅姆尼則鎖定現任政府無可迴避的政治責任,並以他自身的從商履歷作為問鼎白宮的主要籌碼。無論如何,明眼人都瞭解,這場經濟災難不僅短時間難以解決,即將於明年初迫近的「財政懸崖」,更給美國下一階段的復甦埋下了重大的不確定變數。

     正因雙方的解決方案看來都「遠水救不了近火」,於是,族群與階級動員便取代了經濟牌,成為選戰進入最後關頭的催票重點。

     事實上,長期由白人主導的美國社會,早就出現微妙的質變。隨著拉丁裔在二○○○年超過非洲裔人口,於此同時,白人比例降至只有七成左右,哈佛大學教授杭廷頓也「合理地」在二○○四年出版《我們是誰?》一書,將眾人視野從全球文明衝突拉回國內,討論美國內部逐漸浮現的認同危機。

     杭廷頓的疑慮並非無的放矢,很快地,二○○八年便成為美國史上首度由大規模族群動員扮演關鍵角色的大選;在該次選舉當中,歐巴馬不但獲得拉丁裔與亞裔選民各約七成與六成上下的肯定,非洲裔選民更有超過百分之九十五投給他,單一族群支持率之高打破美國歷來紀錄。

     非但如此,正如一名經濟學教授所言,目前在美國所進行的,其實可稱為一場經濟上的階級鬥爭;由於持續性普遍不景氣與失業率居高不下,階級鴻溝的擴大既成為社會現實,歐巴馬利用羅姆尼的失言,順勢指責他袒護高收入者,並試圖「劫貧濟富」,不能不說是個「高明」的選戰策略,但惡鬥的結果,不啻在前述族群之間的水平區隔外,從垂直面再度割裂了整個社會,從而將向來具有「民族熔爐」美譽的美國,推向一個新的分裂起點。美國廣播公司便坦言,由於此次選舉凸顯出的高度政治對立,美利堅「分眾」國時代已然來臨了。

     這絕對是下一世代的美國決策者,必須面臨並解決的首要困境。

     放眼未來,一個底氣不足的美國,最終能緩解其日益險峻的社會分歧嗎?能扮演好霸權的公共財角色,帶領各國走出金融海嘯的沉重陰霾嗎?在民主化浪潮退燒、野火四起的中東,能成功協助其恢復穩定嗎?更甚者,面向「十八大」後重新盤整的中共政治局勢,原先高調「重返亞洲」的戰略部署將何去何從?前述一連串問號,勢將成為美國新一任政府揮之不去的噩夢,至於其結果,亦必然直接影響著全球格局的變遷走勢。

     當然,我們衷心期盼美國能振衰起敝,再度力挽狂瀾於既倒;畢竟,假使它最終證明做不到,那麼,分裂的恐怕將不僅僅是美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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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雷根之於共和黨就如羅斯福之於民主黨,都是各自政黨的風雲人物,但身處對手政黨,即令暗自佩服,也不常公開表示。然而,九月底出版的《新聞周刊》,知名專欄作家蘇利文將歐巴馬稱為民主黨的雷根,他認為歐巴馬在空前危機之中接任總統,其所提出的經濟刺激方案、全民健保改革、擊斃賓拉登完成反恐任務,若再順利連任,享受經濟復甦的果實,將成雷根般的風雲人物。此文所透露的訊息,乃是在經濟危機的烏雲下,雷根燦爛的笑容和再造國家榮耀的成就,在美國民眾心中再度掀起漣漪。

     其實,早在歐巴馬剛就任時,曾任職於雷根政府政策發展室的費拉拉即在《華爾街日報》撰文,比較雷根經濟學(Reaganomics)和歐巴馬經濟學(Obamanomics)。他認為兩者同為解決經濟危機,但雷根經濟學立基於減稅、解除管制、削減非國防財政支出和嚴格控制通膨四大支柱,自一九八二年到一九九○年,將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向上推升三分之一,帶來二十五年的長期繁榮。然而,歐巴馬經濟學則完全背道而馳,其結果也不樂觀。費拉拉之後的文章,多次印證其早先觀察正確無誤。整體來說,雷根經濟學仍是共和黨普遍的信仰,隨著總統選舉升溫,共和黨也常以卡特和雷根之別,來評價歐巴馬和羅姆尼。

     為反駁雷根經濟學的主張,經濟學家克魯曼在《紐約時報》的專欄表示,雷根第一任內擴張政府支出十四%,遠高於歐巴馬第一任的六%。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的畢凡斯則指出,雷根第一任內公部門就業增長三%,同樣遠高於歐巴馬第一任的負二%。換句話說,雷根雖成功地振衰起敝,卻是仰賴凱因斯有以致之。民主黨的重量級參議員凱利,近來大力讚揚雷根跨黨派精神(bipartisan spirit)。

     最有趣的還是歐巴馬本人,他四月推動向富人課稅的「巴菲特稅法」(Buffet Rule)時,更公開強調其法案乃循雷根前例,應稱之為「雷根稅法」(Reagan Rule)。因此,民主黨人對雷根的跨黨派特質,還是相當珍惜,視為國家的寶貴資產。

     然而,關於雷根的歷史地位,無論是共和黨歌頌的雷根經濟學,還是民主黨借用的跨黨派精神,都和雷根任內從冷戰升高到邁向結束密不可分。首先,冷戰升高和經濟成長並存,有其技術和制度二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戰爭帶動的軍事革命,往往創造無數的新產品和新技術,為下一波的經濟成長奠定基礎。雷根時代因應冷戰升高的各項國防投入,延續冷戰期間的各項國防科技研究,直接催生後來長達十年的資通訊榮景。

     另一方面,戰爭所創造的經濟狀態,可以順勢推動經濟制度革新,幫助國家擺脫原有的經濟困境。雷根時代,美蘇對峙升高,和日本西歐所帶來的經濟壓力,營造全美空前的危機感。在此危機感之下,新的經濟制度得以試驗,政府革命得以開展,後來柯林頓政府的高成長,正是延續雷根時代管制改革而成。

     至於冷戰升高和黨派競爭淡化之並存,則有賴於戰爭在國民心目的正當性,和領袖個人的特殊魅力。冷戰期間,共和黨和民主黨兩黨都嘗試將參與冷戰與維護民主價值相互連結,雷根著名的演說《抉擇時刻》更是經典代表作。同時,雷根極具親和力的個人特質,和卓越的溝通能力,讓他獲得參眾院的廣泛支持,通過多項重要法案,將美國推向結構轉型和長期繁榮。

     後人看待雷根,往往側重其一九八四年連任時獲得四十九州五二五張選舉人票的歷史戰績,而忽略其八年任期皆由民主黨掌握眾院多數,最後二年民主黨甚至掌握參眾二院。因此,雷根革命的根基不是選舉狂勝,而是和反對黨的充分溝通。

     說起來,當前的台灣和美國的處境,倒有幾分類似。人民對於經濟回春的殷切渴望,對政府諸項措施難免望深責切,對最近內閣人事異動,更有論者認為重外交輕經濟,而與民意不符。筆者以為,外交與經濟區隔之說未必切中要害。以雷根革命的經驗來看,具備足夠正當性的對外作為,可以是擺脫經濟蕭條的強心針。

     誠然,技術變革的周期,非一人一時所能決定,但領導人卻能決定,其對外作為是否凝聚人心,其國內施政是否有效塑造共識,以及其於結構改革是否當機立斷,勇往直前。這是雷根革命的密碼,也是台灣要重回長期繁榮的關鍵。

(作者為台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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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總統在國慶演說時強調政府將致力於改善產業結構,提高薪資水準。提高薪資水準確實是多數國人的心聲,也是總統大選時的熱門話題,但十多年來不論藍、綠誰執政,方案雖提的不少,但全不管用,薪資依然停滯,這是台灣近半世紀所未曾出現的局面。

     觀察近十年不論是民進黨執政期間,或是國民黨執政期間,台灣薪資停滯的情況沒差多少,誰也不用笑誰。民進黨執政之初,民國89年台灣的平均每月薪資(經常性及非經常性)4.2萬元,到執政的最後一年,即96年僅微升至4.4萬元;及至國民黨重新執政,歷經四年到100年的平均薪資還未滿4.6萬元,兩黨的成績皆乏善可陳。

     過去任何一個時期的薪資變化,皆不曾出現如此景況。依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台灣在民國70年的平均薪資僅10,677元,80年升至26,881元,90年再升至41,960元,到100年僅微升至45,749元。過去三個十年裡的第一個十年薪資激增1.5倍,第二個十年也成長了近六成,惟第三個十年僅竟成長不到一成。

     其實,多數民眾並不認為近十年薪資還有成長一成,因為小小的薪資增長還抵不過市場上的物價上揚。以消費者物價指數平減後的實質薪資恰可呈現這一處境,民國70年民眾的實質薪資16,641元,80年升至34,829元,90年再升至43,672元,至100年反而降至42,664元。與前兩個十年的榮景相比,近十年薪資停滯、倒退,自然要引來廣大的民怨。

     人們會問,何以前兩個十年薪資可以如此大幅成長,近十年卻不行,也許政府官員會用許多理由來解釋,例如近十年產業外移、產業結構改變、全球化衝擊、勞退新制實施等原因,但這些似是而非的理由很難說服人。我們不免要問:何以同樣面臨這些問題的韓國近十年的薪資還大幅成長62%,新加坡成長38%,香港也成長23%,難道他們沒有全球競爭的壓力?沒有產業外移的困境?沒有退休給付的負擔?自然都有。不過他們展現的經濟實力,顯然已逐一克服這些問題。何以他們能,我們卻不能?

     十年了,這十年來政府提出無數報告,學者專家也提出無數建言。有人說加入世貿組織(WTO)是機會之窗,但台灣在民國91年成為會員之後情勢依舊;有人說台灣應產業升級,十年來台灣終於成為半導體及面板的生產大國,但局面並無好轉;又有人說兩岸直航可創造台灣優勢,惟直航多年,國人薪資停滯亦無明顯改善。於是,近來又有人寄希望於和美國、歐盟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還有人主張擴大引進外勞吸引台商返台投資,更有人主張降稅來提振企業投資意願,這些主張其實是了無新意的,以這些老方法來因應十年來無法解決的難題,豈有成功的希望?

     我們認為這十年來台灣經濟之所以陷入停滯,民眾的薪資難以提升,其根本原因為台灣在全球化生產鏈裡,一直處於代工的地位,代工模式使得台灣不少電子、資訊產品的產量雖在全球名列前茅,但所創造的附加價值(value added)卻日益微薄。附加價值至終是要分配給各生產要素的,其愈微薄則分配給受僱人員的薪資就不可能提高,這個道理至為明顯。

     台灣製造業的附加價值率下滑情況有多嚴重?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的資料,民國80年還有28.8%,90年降至26.8%,99年驟降至21.3%。附加價值率如此連年下滑,不減薪已屬萬幸,豈有可能加薪?十年來政府雖採取不少措施想提升台灣產業的附加價值率,但皆效果不彰,如今又擬以自由經濟示範區、擴大外勞引進、外勞與基本工資脫鉤等方法來提振投資,並認為此將有利於薪資的成長,惟這個邏輯實令人百思不解。試想,一個沒有降稅、沒有外勞就難以立足的企業,如何能寄希望於其出現高附加價值?沒有高附加價值,薪資水準又豈有可能提高?

     台灣的薪資停滯十年是個大問題,這不是運用外勞開放、外勞與基本工資脫鉤、甚至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就能解決的問題。政府與其投入龐大資源去扶植一些低附加價值率的產業,不如把資源投入一、兩個附加價值率高且產業關聯大的產業,尤其要擺脫長久以來面面俱到的產業政策思維。因為面面俱到,等於面面不到,看看政府近年所提的六大新興產業、十大重點服務業、四大智慧產業,這麼多重點產業豈非等於沒有重點,如此再發展十年、二十年,台灣附加價值率如何能提升起來?附加價值率不提升,薪資豈有成長之日?

     我們認為薪資不成長,不僅是執政黨的危機,更是當前台灣經濟的危機。這個薪資停滯的循環若不打破,三年後即使換民進黨再度執政,亦復如是,台灣終將陷入長期的停滯。曾經執政八年的民進黨政治人物,此時此刻絕不該以旁觀者自居,更不應以訕笑嘲諷為能事,而應共同思考如何化解薪資停滯的困局,如此才是台灣社會之福。

 
  • 2012-10-15 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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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工商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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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報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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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委員薛承泰指出,七○年代的十八%,八○年代的敬老福利津貼,九○年代的廣設高等教育學府,因為忽略人口變化的因素,三大「德政」都面臨成為拖垮政府的惡果。

德政會拖垮政府,不在德政不「德」,而在執政者不知道或沒有勇氣隨時代變化加以調整。薛承泰提到的三大德政,在決策當時都出自一片善意,但歷經環境變化,不僅成為財政的莫大負擔,更帶來種種後遺症。以十八%為例,後來造成了社會所得分配的偏差,更導致其他階層民眾仇視軍公教;敬老津貼因朝野競相叫價加碼,隱形的財務重軛不斷落在青壯世代身上;而大學門戶大開的結果,是高等教育品質的稀薄化,青年高失業更證明高教的低效。

薛承泰看到德政的衰變,只是從台灣人口結構的老化及少子化出發,但實際問題卻遠較人口因素複雜許多。若沿著時間的軸線觀察,近二十、三十年的台灣,經濟發展演化出極不同的面貌,社會財富分配一路倒向兩極化;同時,由於政治的民主化,也引發社會價值觀的劇烈位移。這些,都是造成「德政」道德光環剝落的原因。

亦即,政府以為的「德政」,若不經常回顧、檢討、刷洗,歲月的汙垢日積月累,加上財政及價值支柱的傾頹,不僅會使它變質為「窳政」,甚至可能惡化至難以修補。十八%優惠雖已喊停,但改革之後仍留下不少尾大不掉的負擔,且此一汙名儼然成為軍公教原罪的代名詞。不僅如此,敬老津貼、老農津貼的出現,無一不是為了彌補其他階層的不滿而發,可知這個雪球滾得有多大!

現代的財經立法,往往附有「落日條款」的設計,目的就在避免法令因市場或環境變動而過度向一方傾斜;明訂落日期限,也可讓適用者能及早因應調整。像十八%或開放大學這類有延續性的政策,雖難以預設落日期限,卻不是無法定期檢討調整;在發現主客觀情勢變化後,就應及時修正。然而,在台灣民主走上藍綠對峙之後,所有討論往往被化約成「為反對而反對」與「維護決策尊嚴」的對決;理性思辨的空間被壓縮,政策調整又如何找得到新出路?

以廣設大學政策為例,實施多年來,證明此一政策不僅沒有提升台灣新一代的教育品質,甚至因過度追求鬆綁的結果,使他們喪失了和鄰近國家同一代人的競爭力。當青年失業問題正如火如荼,有博士生成為鐵路工人,有碩士生在國外當屠宰工,政府提不出好的解決對策,卻馬上又開始汲汲推動免試的十二年國教,以為是在為台灣締造新的教育里程碑。這些手握決策大權的人,真的知道要把教育帶到哪裡嗎?

德政會變成政府包袱,原因包括:第一,決策思維過度理想化,甚至偏離現實。第二,「德政」戴著很大的道德帽子,妨礙了理性討論。第三,政治的媚俗化,寧可討好,不敢得罪。第四,主政者缺乏真正的改革勇氣,而人民則耽於現狀、畏懼改變。

事實上,德政變成包袱,不僅是一個滴水穿石的演變,它也是一個包袱傳遞的過程。上一代人的決策,決定下一代人的命運;上一代人的享受,變成下一代人的負擔。薛承泰的預警中,最驚悚的一點就在:台灣的老年人口正在急劇增加,而要背負此一巨大包袱的新世代,無論人數、競爭力、生產力都在下墜。一個食之者眾而生之者寡的社會,要如何追求幸福和前景?而薛承泰把全民健保略而不談,那恐怕才是更深不可測的「德政」。

凡德政,都有「效期」,過了賞味期限就可能會變成不良品;再不修改,就會變成窳政。這幾個德政衰變的例子,提供了朝野政黨和全體人民一個「效期」的觀念;政策若不能與時俱進調整,套用馬總統運動論的名言,那是因為政府「懶」。

 

 【聯合報╱社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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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全世界最紅的男人,應該就是來自韓國的PSY大叔,他的音樂單曲〈Gangnam Style〉(江南Style)在YouTube點閱率拿下世界最快突破三億人次的MV冠軍寶座。

     〈江南Style〉在歐美各國聲勢驚人,在美國拿下告示榜第二名,是五十年來亞洲歌手的第一次,在英國、丹麥則拿下第一,是亞洲歌手有史以來的最佳成績。南韓《朝鮮日報》報導,PSY所創造的經濟價值至今已超過一百億韓元(約台幣二.六億元)利潤,他甚至被稱為是「行走的中小企業」。

     〈江南Style〉曲式誇張搞笑,以不斷重複和非常容易傳唱的旋律,加上獨特的騎馬舞紅到每個角落,美國名校學生、海軍、各國知名歌手在網路爭PO模仿版本,新人結婚時邀請賓客一起跳騎馬舞。這與多年前來自羅馬尼亞的MV〈麥阿喜〉風行現象如出一轍,不同的是,羅馬尼亞沒有出現另一個麥阿喜,只是個別的「點」,〈江南Style〉卻是蘊釀自新一波的龐大「韓流」體系,讓世界注意到韓國新崛起的流行文化風潮。

     不只〈江南Style〉,全球青少年,從小學生到國中、高中生,熱情擁抱韓國歌手藝人,並著迷於他們的各種衍生性產品,包括韓式美妝、韓版衣服、韓國戲劇等。韓國流行文化的滲透力極為驚人,韓劇在中東可以創造超過五成的收視率,韓國三人男子團體JYJ全球巡演時,在秘魯這樣遙遠的小國竟然都可以吸引到六千名的粉絲買昂貴的票聽演唱會。

     新一波韓流風行國際的祕訣有幾個。一是「韓式創新」的操作,韓國並不以原創著名,但它很懂得吸納他國的精華,再加上韓式創新,三星手機如此,現代汽車如此,流行文化也是如此。例如韓國的流行音樂,表演形式取自日本的多人團體,音樂取自美國,再加上自創的元素,最後形成風格銳利的韓國流行音樂。

     二是國際元素的選擇。許多韓國的流行文化刻意避開韓國傳統文化的色彩,降低其他國家接受的障礙,他們不以宣揚韓國文化為包袱,而以全球最共通的喜好為要。動畫、戲劇、音樂都有這種現象,例如音樂類型為嘻哈、饒舌、電音、搖滾等主流流行音樂。不少上一輩的人會搖頭嘆道:「這哪裡有韓國音樂的感覺?」但它就是有世界的感覺。

     三是發展格局的遠大。韓流從不以在韓國國內為限,而是積極耕耘從亞洲擴散到國際市場,幾大經紀公司在韓國境內戰得你死我活,卻能放棄成見共同經營國際市場,三大經紀公司就合組公司,共同處理韓國音樂的全球發行業務。另外,對藝人的要求也是國際級品質,不少嚮往做明星的韓國青少年,從十歲左右就密集接受歌唱、舞蹈、戲劇表演的專業訓練,每天十多小時,因此儘管年紀輕輕卻功夫扎實。

     韓流背後有一股可怕的力量,是韓國明星直接、間接置入行銷韓國產品的威力,韓國消費性產品都找韓國明星擔任代言人,明星代表的流行、時尚氛圍,直接蔓延到韓國產品。加上韓國產品努力提升品質有成,市場定位正確,趁著歐美日品牌深陷這一波不景氣,韓國產品卻逆勢擴張,成功搶奪市場。新韓流對台灣造成的影響很大。一是年輕人對韓國種種的偏好,大量的青少年在韓國流行文化中長大,接觸密度不低於西方流行文化,長而久之,很容易接受韓國的有形、無形產品。許多中小學生,出國的第一選擇已不是美國、日本,而是韓國,想到韓星的產生地去追尋他們的足跡。

     其次是給台灣三C產業帶來的壓力。某位三C大企業老闆曾在股東會上對著台下近千位股東說:「為什麼你們會喜歡韓國的產品?」話中,疑問及感嘆兼有。蘋果的產品與台灣產業鏈關係密切,彼此是合作關係,但三星的產品很多出自三星自己的供應鏈,與台灣是競爭關係。台灣DRAM、面板業、品牌業者與韓商競爭激烈,甚至被打得很慘,看到國人愛買韓貨,心中定是悲憤交加。

     上一波韓流,影響力還止於亞洲,這一波韓流則已滲透全球,韓流對外打造韓國國家品牌,韓國產業則在家裡提供韓流穩固的靠山,韓國操舞雙劍揮灑國際,氣勢逼人。如果說台灣可以從中學習到什麼,那就學學韓國對於「國際化」的定義、操作和企圖心,產業無論大小,發展要以國際規格自我要求,取捨以國際共通品味為重。畢竟台灣人口只有韓國一半,內需腹地本不足以支撐世界級的產業,必須將國際市場納入,才有勝算。

 
  • 2012-10-05 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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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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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報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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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威廉王子、劍橋公爵夫婦目前正在東南亞和南太平洋訪問。就在入境隨俗,頭覆白紗巾、穿著白色長袖及膝洋裝把自己包的緊緊的劍橋公爵夫人凱蒂.密 道頓,走進吉隆坡清真寺參訪的那一刻,全球的目光卻很難不轉移到一個法國雜誌的公開邀請,請大家到其網站上享用,「全球都等不及目睹的照片;劍橋公爵夫人陽台上空照」。

     英國皇室發言人以「痛心、憤怒、難以置信」形容威廉和凱蒂得悉他們的隱私受侵犯時的反應。可是,當全球媒體和網友紛紛到網站上點擊英國劍橋公爵夫人的露點上空照時,代表英女王登基六十週年在亞洲訪問的威廉和凱蒂,卻依然得照表操課,負起皇室職責。

     三十歲的劍橋公爵夫人凱蒂.密道頓,笑容滿面的脫下她的英國LK高跟鞋進入清真寺內,接著,再換裝,挽起長髮,優雅地和馬來西亞社會達官名流喝下午茶。威廉王子也保持著英國紳士固有的傳統禮貌,但臉上神情不似凱蒂那麼堅強。這次事件上,他受的傷害,顯然比妻子深刻。

     母親黛安娜王妃生前遭狗仔追逐的陰影始終留存在威廉王子的記憶中,從跟凱蒂.密道頓交往開始,威廉即誓言不惜一切也要保護自己生命中另一個女人的隱私;但如今,結婚未滿兩週年,他的希望、努力和承諾,已經破功。

     凱蒂.密道頓是英國三百五十年來的第一個平民王妃,端莊成熟的公眾形象和親和的態度,深受英國皇室資深成員和一般百姓的歡迎。嫁入皇室 後,凱蒂.密道頓更是光宗耀祖,她的娘家密道頓家族,因為凱蒂進宮,從此晉升為皇親貴族,擁有貴族家徽。頂著御賜頭銜的凱蒂住皇宮、戴珠寶、穿美衣,成為 許多女孩嚮往的對象,孰知在這些光環背後,要付出多大的代價:她的隱私被侵犯了,卻不得公開表現自己的憤怒;她的上空露點照被偷窺者公開邀請全球人士欣 賞,卻仍必需在公眾前若無其事的展現優雅身段。

     實際上,從與威廉交往開始,凱蒂便沒有自由過。 聖安德魯大學畢業後從未外出工作的凱蒂,因為伊莉莎白二世認為她應做些事,不能只是什麼都不做的只等著嫁給威廉王子,而於二○○七年到英國品牌 Jaeger擔任採買,但這份工作做沒多久,便因每天都有攝影和狗仔守候跟監,被迫放棄。這個短暫經驗,也是凱蒂迄今唯一的工作經歷。

     二○○九年耶誕前夕,英國女王罕見地透過律師主動發函給英國媒體,警告媒體不要干擾英國皇室耶誕佳節,否則將採取法律行動。

     一九九七年八月黛妃巴黎車禍猝逝後,同年底英國全面修法,嚴格規定媒體不得侵犯一般民眾和皇室成員隱私,該項修訂法被視為是歐洲最嚴格的媒體守則。問題是,偷窺是人性慾望,法規能約制的有限。否則,英國也不會再發生後來的電話竊聽風暴。

     凱蒂和威廉結婚以來,千方百計想擺脫外界注意力,英國媒體也極度節制,尊重他們居住在威爾斯皇家空軍基地附近城鎮的生活,但這對年輕夫妻始終無法脫離公眾目光。

     凱蒂的肚子在過去一年裡是關切的重點。宴會中她不喝法國勃根地美酒,外界立刻懷疑她有喜了;她未嚐一下主辦單位提供的花生醬,輿論也猜她懷孕了。美國的一家八卦雜誌《Star》更曾報導凱蒂有孕的消息,只因她穿了一件看來小肚有點微突的洋裝。

     如今,凱蒂的肚子雖然還是觀察重點,但她的胸部在過去廿四小時成了全球觀看的新焦點。而除了尋求法律提出告訴,劍橋公爵夫人凱蒂.密道頓卻連親自表達憤怒的機會都沒有! 可以推測,上空照事件只是未來她必需面對一連串其他隱私曝光的開端而已。

     (clchiangr@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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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如何挽百年企業於既倒

日商夏普(Sharp)即將在9月中迎接創業百年紀念日,但諷刺的是,公司上下全無辦喜事的心情,而是想方設法,如何不讓創業日變成割讓日或破產日。面對以聯日抗韓為名的注資者-台商鴻海,夏普有著「喪權辱國」的恐懼;面對政府束手、銀行收傘的殘酷現實,夏普又有著拒外援就破產的危機。如何挽百年企業於既倒?台日合作能否成就典範移轉?關鍵繫諸鴻海董事長郭台銘與夏普社長奧田隆司之間,能否發揮智慧讓這場「賽局」朝向雙贏的結果發展。

     自鴻海宣布入股夏普9.9%並投資堺市十代線為敲門磚算起,近半年來鴻夏戀高潮迭起,票房犀利。期間,郭台銘集最佳編導演於一身,從搶先宣稱鴻夏案將重新議價、「插花」台日產業合作訪問團、掀起兩國媒體跟風、神隱大阪記者會,到表明要參與經營,配合夏普直落的股價走勢,一張一張亮牌,一步一步逼進,當旁人還目不暇給,他已運籌帷幄,連被迫扮演棋子的各方,都不得不佩服郭董的超人膽識。

     尤其是缺席大阪記者會之舉,雖讓台日媒體受了委屈,但藉此凸顯兩國企業文化差異,以及鴻海的強勢主導風格,等於為外界上了一堂震撼教育課。過去廿年,日本媒體看多了本國企業高層為經營失利鞠躬道歉,卻鮮少見識像郭台銘這樣連放記者鴿子都理直氣壯的企業家,因此氣歸氣,也開始有知台派記者為文呼籲夏普「捨棄日式作風,弄清自己份量」。

     所謂日式作風,強調技術、講求程序、固守傳統,決策謹小慎微。在生產者主導市場的年代,這種「自慢」哲學有其揮灑空間,但到了全球化競爭、消費者喜新厭舊的當代,就顯得不合時宜且難以坐大。影響所及,夏普在產業界的「份量」,也從昔日的消費性電子巨擘,一落千丈到必須抵押總部大樓與重要廠房,以換取銀行團1,500億日圓的緊急融通。

     眼看著公司債信淪為垃圾級,百年企業氣息奄奄,夏普社長奧田隆司的處境有如幕末武士:如果選擇當捍衛幕府的守舊派,註定被大時代變革的巨浪所吞噬,只留下絢爛如櫻的史話供人憑弔,一如電影《末代武士》裡戰死於落英繽紛中的勝元盛次。反之,如果選擇當倒幕的維新派,則勢必要勇於展臂迎接新時代的機遇與挑戰,且抱定成功不必在我的決心,一如震懾於黑船來襲而提出船中八策的坂本龍馬。

     從目前的情勢觀察,奧田既不想當末代武士,卻也沒有勇氣效法坂本龍馬。因此,一方面與鴻海繼續談判,二方面緊守著核心的中小尺寸技術不放,三方面著手擬定自救重生計畫。這種多管齊下以拖待變的策略,於情可解,於理則殊為不智,因為時間並不站在夏普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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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備受爭議的統一教會創辦人文鮮明日前以九十二高齡在南韓逝世,美國主流媒體均以極大的篇幅報導他的死,尤其是《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都在頭版刊載他的死訊;通常如此顯著的訃聞只有重要國家的領袖辭世才能享受。可以說,文鮮明生前暴享大名,死後亦不寂寞。

     一九二○年出生於北韓的文鮮明,上世紀七十年代初進軍美國,在美國大都市街頭和機場常見穿著整齊,儀容光鮮的年輕美國人手持鮮花兜售,不達目的不休,近乎強迫推銷,使人不堪其擾,這些都是統一教的信徒,文鮮明的徒子徒孫。因為文鮮明的英文姓氏拼作Moon,美國新聞界遂稱這些年輕人為Moonies,這是個充滿不屑和輕蔑的字眼,而甚多Moonies因為信奉統一教和父母反目,不惜離家出走,鬧得美國社會為之擾攘不安,美國人認為這些年輕人被文鮮明洗腦中了毒,才會如此義無反顧,甘願做事奉文鮮明的奴隸,家長們為了挽救孩子們,不惜花費重金聘請心理治療師進行反洗腦,英文叫做deprogramming,一時大行其道。

     物極必反,由於統一教搞得過頭了,招致美國各界的反感,主流教會尤其排斥統一教,教主文鮮明變成了人們的眼中釘,而麻煩也紛至沓來,最大的麻煩是聯邦稅務局查他有無逃漏稅的情事。查證的結果是確有逃稅,遭法院起訴,後被判刑,在八十年代初坐了十八個月的牢;文鮮明認為他是黃種人而被迫害,假如他是白人,就不會有這種遭遇。

     文鮮明為了討好美國,最早說美國人是上帝的選民,只有美國才能拯救世人,更誇張的是,他竟說自己是彌賽亞;美國人並不領情,仍然把他送進牢裡,文鮮明由愛轉恨,近年一變為譴責美國是不道德的國家,他尤其痛恨美國縱容同性戀。

     人必先齊家,而後才能談治國、平天下,文鮮明一生有三個女人,為他生下十五個孩子;孩子們雖有像他這樣的教父,但並非個個成才。據離家出走並寫書爆料的長媳透露,長子本應繼承文鮮明的衣缽,但此子吸毒,好色成性,另有一子十七歲車禍身亡,還有一子二十一歲時在賭城雷諾跳樓自殺;這位長媳說,文鮮明一家絕對不是什麼模範家庭,而是家不成家,虛偽成性。

     當然文鮮明也做了不少好事,不管他的動機為何。譬如說,康州的橋港大學(University of Bridgeport)瀕臨破產,是文鮮明斥資一億一千萬美元把它救了回來,莘莘學子得以繼續學業,不致失學。可能文鮮明留給美國最好的遺產(legacy)是他三十年前創辦的《華盛頓時報》,儘管這家報紙年年賠錢,從開辦到現在,文鮮明已經挹注了十七億美金,但至少目前它已成為美國保守派的輿論重鎮。該報前年雖傳出財務危機,可能關門,但此說現已沉寂,大概可以繼續辦下去。

     文鮮明以一韓國人,不會講一句英文,能在新大陸開創一片天地,擁有無數的美國人替他工作,形成一股勢力,造成一種現象,生前死後都引起轟動,實在非常人也。

  • 2012-09-07 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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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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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傅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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樞機主教單國璽今天安葬於他最後牧養的高雄教區墓園。一生捨己愛人的單國璽,生前如此形容自己的天路歸途:「我把愛的信仰送給朋友們,把生命及靈魂交給天主,這樣就完成了。」

單樞機在六年前罹癌,六年來,他每一天都在準備著這一天;他的證道是,面對死亡正是為了成就生命,生命的實踐不因死亡而終止。

單國璽的信仰不是獨善其身,「而是要把愛活出來,讓人們看見天主的大愛與福音。」他的確做到了,他用他的生活、他的病、他的死亡,播下愛的奇蹟。如同聖經上說:「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對最後的這一日,他早安排停當:六年前診斷罹癌後,他立好遺囑,錄好告別講道詞;選妥主教祭衣、小紅帽及一雙布鞋。他把壽衣放入隨身行囊,隨即展開「生命告別之旅」。昨晚入殮時,單國璽就穿上這套壽衣,踏上最後一段天路歷程。

他的天路從搭著牛車越過戰火,加入以知識與傳道為尚的耶穌會開始。在台擔任徐匯中學校長、光啟社長、花蓮教區主教,再成為樞機主教。

單國璽是功利化信仰的對照與提醒,讓人反思宗教的奧義。台灣近年宗教興盛,各種信仰與教派在此找到宣教沃土,但論者多謂台灣宗教行為流於「功利」,以有形的儀式與巨額的供養,交換神祇於今世的功德庇佑,甚至來生的福慧保證。這樣的交換式的信仰,沒有根基,也沒有深刻的性靈超越。若依循這樣的邏輯,為上帝奉獻一生的修道者,在最後還得了癌症,豈非上帝不仁?單國璽自承,即使是他,在得知罹癌那刻,也不免震動不平:「為什麼是我?」他跪下來祈禱,卅分鐘,思緒立轉:「為什麼不是我?我有什麼權利要求不是我?」

他把怨尤化為承當:認知這是天主美意,要他以老病之身助人。於是他叮嚀教友:「請不要求天主顯奇蹟把我治好,不要破壞自然的秩序,只求主給我力量,面對每一天治療的挑戰。」

體證神意的真諦,承當信仰的召喚,而非將信仰當成許願的「阿拉丁神燈」;即使在化療痛苦中,揣想自己更加接近耶穌釘死十字架的痛楚,以虔誠之心超越肉身病苦。這樣的修為,讓人看見:苦難的意義,不在悲劇本身,全在於我們的回應。

單樞機也是捨己、安貧的徹底實踐者。在生命最後六年的「衝刺」階段,單樞機隻身拎著行囊奔波演講,不要旁人隨侍,也沒有信眾簇擁。其實,只消一通電話打給同是教徒的高鐵董事長歐晉德,就能有座位;但樞機寧作凡人,親自到高鐵劃位。這是他虛己的堅持。

也少人知樞機手上戴的聖戒,竟然是複製品。因為教宗冊封他為樞機時給的權戒,在一次教會安養院募款時,身上只金質聖戒值幾個錢,就這樣脫下來捐了出去。用了廿八年的公事包,也捐出為失智老人籌款。沒有包、沒有戒,單國璽笑稱:「現在的我,一無所有,一文不值了。」再看他叮嚀葬禮「只要一根復活蠟燭、一本聖經與一個窮人棺材,因為我要一輩子窮到底」。以窮為榮,多麼富足。

「掏空自己」是單樞機此生最後給世人的提醒。有了樞機權威、名譽博士頭銜,及眾人的敬愛,單國璽卻自省,這些虛名反成了他「活出基督」的障礙;眾人仰望他的光環,他卻警惕自己心中的驕傲。當高雄玫瑰天主堂為他舉行九十嵩壽感恩彌撒上,單國璽身著聖袍跪下,請求眾人原諒他一生未盡之處,這景像多令人動容?

今年六月底,服了強烈利尿劑的單樞機在主持彌撒時,強忍不住而尿在祭台之前;這也許是宗教史上第一次有樞機主教尿撒祭台,卻由單樞機在他的最後彌撒中見證。信仰的崇高不會拒絕任何肉身的汙穢,反而相互輝映得更加神聖。這或許就是單樞機所說的:「我一生修道,在罹癌後始水落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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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在成為世界工廠,最大進口、出口國後,接連幾年,更積極向外投資,年增24%,在此經濟蕭條時,堪稱大創舉。截止2010年底,大陸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累計3220億美元,境外中資企業達1.8萬家,營業額5390億美元。

     同時中國大企業也進行海外收購,例如最大券商中信證券收購里昂證券、中油海收購加拿大油氣公司尼克森、中石化也收購另一家加拿大油氣公司。渣打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萊昂斯曾說:「我們的世界正從『中國製造』階段進入『中國收購』階段」。

     學習前人經驗

     但是根據統計,2004至2011年間,大陸海外投資7年裡有6年淨收益是「負」的;截止去年底,大陸海外淨資產高達1.77兆美元,但投資卻虧損268億美元。顯然,這位後起之秀,必須從前人學到經驗及智慧

     東方企業購併西方企業成績不佳,連最早實行海外購併的日本,都乏善可陳。台灣企業購併歐美企業更是一片慘綠,台灣企業明基(BENQ)7年前意氣風發購併德國西門子手機部門,最後不到一年,就宣布失敗,損失達80億元人民幣。所幸台灣明基是民營企業,自負盈虧,不會連累全民買單。但是中國大企業具是國有企業,花的錢很多都是中國5、6億農民工和白領階級辛苦攢下來的外匯,一旦虧損就是全民的虧損。

     企業不管投資或收購,千絲萬縷,複雜紛擾。西元前356年出生的亞歷山大大帝所做所為足堪借鑒。他的領導有以下特性:

     一,雄才大略,亞歷山大童年時就有雄霸天下的氣概,看重行動和榮耀,不願坐享財富和名聲。經理人派往被收購公司,應有旺盛企圖心,而不是只求在異國安頓妻兒,偏安一隅。

     二,口才流利,思考成熟,知識面廣泛。亞歷山大東征時知道知識的力量,隨軍帶有土地測量員,工程師,建築師,科學家,法務人員和歷史家等;中國收購的都是當地頗有影響力的大企業,經理人要與社會各階層打交道、會講當地語言,更要講得辭藻華麗,應具淵博知識。

     知識廣重融合

     很多大陸職業經理人不善英語,也不願深入瞭解別國,英語日常交流都不行,對本地人的文化和西方人流行的商業交往模式更是不願深入去瞭解。自己人住一塊,連廚師都是從國內帶過去的。

     他舉例,一家央企到阿聯收購一家公司,事前沒有做功課,收購小組去考察時,只是走馬觀花,其餘時間都在遊覽,收購價格超出合理價格幾倍,自收購以來一直虧損,成了行業笑話。

     第三,精心設計同化政策:亞歷山大征服波斯後,尊重對方的組織能力,准予對方保有行政結構及文化。在此同時,他也設計各種制度,讓被征服者接受馬其頓的風俗習慣,使不同文化合而為一。他知道當他再度出征,遠離占領地時,靠同化與親善遠比武力鎮壓來的有效。融合不同企業文化,遠比合併財務報表和廠房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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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美國新聞界和文壇發生兩樁剽竊事件,涉及的人物都是名成利就的作家和專欄作者,一是《新聞週刊》前國際版總編輯、目前《時代雜誌》的專欄作者薩克里亞(Fareed Zakaria),此人也是CNN有線電視「全球公共廣場」(GPS)節目主持人,知名度及影響力都很大;另一位是近年崛起的年輕作家(三十一歲)雷若爾(Jonah Lehrer),他也是《紐約客》雜誌的撰稿人。事件遭人揭發後,薩克里亞利立即被《時代雜誌》和CNN停職,但經調查後認為情節並不嚴重,《時代雜誌》和CNN已恢復薩克里亞的專欄與節目;雷若爾則自動辭去《紐約客》的職務,不過他繼續透過推特(Twitter)寫文章,仍擁有相當多讀者。

     這兩樁剽竊事件都和歷史悠久、聲譽卓著的《紐約客》雜誌有關,薩克里亞本月份為《時代雜誌》寫的一篇關於槍枝管制的專欄中,抄襲了一位史學家四月份在《紐約客》所刊登同性質的專文,但他完全不提引用別人的文章,而據為己有,這是極其嚴重的剽竊行為,即英文的plagiarism,這不僅不名譽也不道德,如是記者,會被報社炒魷魚,若是作家,名譽從此掃地,薩克里亞竟能逃過一劫,應感謝《時代雜誌》和CNN對他網開一面。

     印度出生的薩克里亞確有過人之處,他畢業於耶魯大學,在耶魯時已是校園內一政論刊物的主編,嶄露頭角,後又獲得哈佛大學的政治學博士,是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高足;哈佛未畢業前,薩克里亞即已擔任《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主編。他最為人稱道的是九一一事件後,寫了一篇〈他們為什麼恨我們〉(Why They Hate Us?)的文章,傳誦一時。另外一篇經典之作是〈如何恢復美國夢〉(How to Restore the American Dream)。也許基於愛才,不忍將其毀於一旦,《時代雜誌》和CNN才對其從輕發落。

     雷若爾哥是倫比亞大學畢業,專攻腦神經科學,但文學素養極佳,結合兩者寫了不少深受讀者歡迎的文章,還出了三本暢銷書,最新的一本是《Imagine: How Creativity Works 》(創作靠想像),就是這本書出了問題,因為他在書中引用六十年代美國名歌手鮑伯.狄倫(Bob Dylan)的話,但狄倫從沒說過這些話,都是雷若爾杜撰的,真相一經揭露,新聞界和文藝界為之譁然,出版商已把這本書撤銷,不再發售,雷本人則從《紐約客》捲鋪蓋走路。

     相形之下,薩克里亞的結局要比雷若爾好多了。

     剽竊少說也是極不道德的行徑,想想別人心血的結晶,你據為己有,冠以自己的名字,是可忍,孰不可忍?尤其在講究智慧財產權(IPR)的西方國家,這無疑是竊盜行為、為人痛恨。台灣在戒嚴年代,書禁盛行,特別是大陸的出版品,以致一些重要著作如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或顧頡剛的《古史辨》均遭改頭換面刊行,把剽竊發揮到極致。現在反過來了,大陸成了「海盜」(英文pirate亦作盜版解)的天堂,連我都是受害人。拙著《季辛吉祕錄》一書,即被改成《紅牆白宮》,並刪去對中共批評的文字,在大陸各地公開發售。我歷年寫的文章,遭竄改盜用的,亦不計其數。居然還有大陸的人,把我所寫五十年代初活躍於東南沿海的反共救國軍游擊隊的長文,幾乎一字不改寄到《傳記文學》投稿,而《傳記文學》編輯竟不察予以刊登,令人為之氣結。

     如今網路盛行,盜取別人的作品,有如探囊取物,以致剽竊之風,於今為烈。更不堪的是,前些年有個記者把我寫的東西放在自己的稿子裡,居然還見報,寧非怪事?如我是總編輯,抓到這樣的敗類,絕對開除,永不錄用。

  • 2012-08-24 01:46
  •  
  • 中國時報
  •  
  • 【傅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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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日前爆發20個城市同時聚集大量民眾,舉行反日示威遊行,情緒激烈的深圳示威者,沿途翻倒多部日本牌子的汽車,連使用日本牌子汽車的警車也遭到砸毀。各個城市遊行人數少則上千、多則上萬,遊行人數最多的成都市,當地日資百貨被迫停業。

     韓國總統李明博則在8月10日突然登上與日本有領土爭議的獨島,成了韓國有史以來第一位登島的總統。李明博在島上發表反日言論,要求日本對慰安婦等受害者道歉,並於8月19日在獨島立碑,紀念碑由李明博親手署名。李明博甚至高調向原本計畫訪問韓國的日本天皇明仁喊話,要求明仁必須真誠道歉才來韓國,否則就不用來了。

     韓國將在今年12月9日舉行五年一度的總統選舉,李明博的任期也將在明年二月正式結束。李明博受到政治醜聞、經濟衰退以及政黨敗選的連番打擊,民意支持度創下17%的歷史新低。去年10月李明博所屬的執政黨大國民黨,在首爾市長選舉中大敗,推出的候選人竟然輸給「從政只有五十天」的無黨籍候選人;今年4月國會議員全面改選,300席議員中,執政黨取得152席勉強過半,但是隨後就有兩位黨籍議員脫黨,加上議長依法必須中立退黨,執政黨在國會剩下149席,陷入無法過半、隨時會遭到少數議員綁架的困境。

     韓國執政黨的困境,來自於經濟衰退、失業率上揚、房價上漲、整體社會貧富不均等負面趨勢。韓國最具指標性的80家龍頭企業,扣除三星與現代汽車,其餘78家大型上市公司今年上半年的稅後盈餘,竟然大幅衰退45%。今年第2季,韓國的百貨公司、大型超市營業額同步衰退,其中大型超市7月份的營業額很不尋常地比去年同期大減7.8%。此外,汽車銷售也連續三個月呈現負成長,較去年同期汽車銷量減少了將近4%。

     李明博同時還受到政治醜聞的攻擊。4月國會大選之後,協助建立李明博政權的幾位功臣,包括他自己的哥哥、曾經擔任國會副議長、權傾一時的李相得,他的前任通信委員會委員長、經濟部次長,都因收賄而被檢方逮補;他在首爾市長任內的發言人,則在香港公寓內自殺身亡。現任總統的哥哥與親信,遭到如此劇烈的清算,即使在韓國,也是前所未見。

     李明博此次卻藉著親自登上獨島,立刻獲得了韓國人民的肯定。韓國媒體調查,有84%的韓國民眾支持李明博的登島行動,一舉扭轉了李明博低迷的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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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有位運動記者問洋基游擊手兼隊長吉特:在當今美國職棒打擊手中,誰最有潛力打破洋基名將狄馬喬在一九四一年連續五十六場擊出安打或全壘打的歷史紀錄?吉特沒有半點猶豫地回答:鈴木一朗。可惜的是,一朗沒有達成任務,他最好的表現是在二○○九年連續二十七場擊出安打或全壘打,以後也不可能再創造歷史了。連續五十六場的打擊紀錄,也許永遠不會有人破了!近代職棒歷史上,也只有辛辛那迪紅人隊三壘手兼安打王彼得.羅斯(Pete Rose)一九七八年球季有過連續四十四場的打擊紀錄。但羅斯因涉及球賽簽賭而遭職棒協會禁止被選入棒球名人堂。在二○○五和二○○六年球季,費城人隊有兩個選手分別創造連續三十五場和三十八場的打擊紀錄。

     今年七十一歲的羅斯打了二十四年職棒,共擊出四千二百五十六支安打和全壘打,這項紀錄亦不可能會被打破。目前打擊在巔峰狀態的基特,已三十八歲(比一朗小八個月),他的安打數目是三千二百五十五支(截至八月二十日的紀錄),按速度來算,至少還要再打六、七年才能追上羅斯的紀錄。對吉特而言,那是不太可能的事。但身為洋基隊長,吉特最近對兩位日本隊友的優異表現,極感興奮。黑田投手在八月十五日以三比○完封德州遊騎兵後,《紐約時報》運動版的大標題是:「黑田讓投球說話,在翻譯時全無漏譯」。這個標題讓我想到數年前王建民在洋基當王牌投手時,紐約也出現過:「當王投球時,是不需要翻譯的」標題。

     三十七歲的黑田在八月十九日主投以四比一力克今年表現奇差的波士頓紅襪隊,那天一朗擊出了兩支全壘打和一支內野安打,當他打出第二支跑回本壘選手休息區(dugout)時,洋基球場響起震耳欲聾的ICHIRO!ICHIRO!的呼聲。一朗當然知道那是什麼意思。他很高興地跑出休息區,脫下盔帽向四周球迷致意,洋基人稱這項儀式為「謝幕」(curtain call)。記者後來問他感覺如何?他說:「有點難為情!」媒體發現一朗投奔洋基後,心情越來越好,甚至說他是「全紐約最快樂的人」。

     一朗到洋基剛好一個月(七月二十三日「起義」歸來),他到洋基後打擊恢復雄風,已到了點三二二的佳績,在西雅圖水手隊只打出點二六一的平庸成績。不僅紐約媒體和球迷對他有無窮的興趣,即連他的隊友亦一直在探索他,常在練球熱身和更衣室內注意(或偷看)他。對他每場比賽前要吃一、二碗白飯或咖喱飯覺得奇怪亦很想分享。當年松井秀喜常自己帶三文魚飯糰,有些隊友還向他討。洋基每次打完球,球隊會供應義大利菜(以麵為主),建仔就吃不慣。林書豪愛吃義大利菜,在美國長大的孩子畢竟不一樣。

     洋基電台球評常說,日本球員對自己使用的手套、球棒、盔帽都很愛惜,把它們當成「貴重品」看待,不像美國隊友亂摔這些道具。王貞治以前就批評美國職棒隊選手休息區「髒得不得了」,滿地垃圾,以前最多的是菸草痰,現在則是一地的瓜子殼、紙杯和泡泡糖。一朗的一舉一動一向都全引起隊友的好奇,他們發現他隨時在動、在伸手伸腿,有時躺在室內休息區地氈上做運動。他們亦注意到他在打擊時會像一些網球選手一樣叫出聲音。而一朗在更衣室衣櫥裡存放的新潮派襯衫,緊身長褲和多彩鞋子,也是隊友和媒體最感興趣目標。

     有些記者認為一朗有點高傲,不大理人;有些記者則說這就是一朗的作風,過去即如此,現在比以前親切多了,還會主動向紐約媒體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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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長陳冲日前出席「三三會」例會發表專題演講時,除提出推動產業多元創新、促進輸出拓展市場、強化人才培育訓練、促進投資推動建設、精進各級政府效能等現階段經濟策進規劃之外,也以「草船借箭」表達「向企業取經」的誠意,不過他也感嘆「沒想到能借的箭真少」。陳揆「草船借無箭」的說法,無疑彰顯出政府在政策制定和溝通上的「盲點」,若無法改變既有的政策運作模式,恐怕很難讓人民與工商企業界「有感」。

     不可否認的,陳揆希望藉由向國內重要工商業人士參與的「三三會」說明政策、聽取建言,以便像諸葛亮「草船借箭」一樣,能夠獲得很多建言帶回行政院,顯示陳揆確有誠意藉著與企業界合作,共同突破當前經濟困境。特別從陳揆指示經建會積極回應工業總會理事長許勝雄等六大工商領袖呼籲政府應舉辦全國財經會議,到親自主持就「國際經貿」、「能源政策」、「金融」、「勞資關係及人力資源」及「觀光與會展」等舉行五場「財經議題研商會議」,並要求「採務實做法,以解決問題為導向」,凡此都顯示陳揆積極回應工商團體對於改善經營環境之訴求,進而以積極作為,突破經濟困局,振奮民心士氣的用心。

     然而,若對照《三國演義》中諸葛亮「草船借箭」的故事,政府回應工商業界訴求之政策制定與政策溝通上的運作模式,其實仍存有諸多值得商榷之處。

     《三國演義》中,諸葛亮為了兌現在三天內趕造10萬支箭的承諾,找來魯肅借20條船,每條船上要30名士兵,將船用青布蓋起來,並在船的兩邊紮上一千多個草靶子,作為向曹操借箭的「箭靶」。同時,還利用大霧漫天,靠近曹軍水寨,命令船上軍士一邊擂鼓,一邊大聲吶喊,才誘使曹操下令一萬多名弓弩手一齊朝江中放箭。

     參照諸葛亮的布局可知,政府若想要從民間企業界取得對於振興經濟具有「建設性」的建議,應先做好兩項準備:第一,必須針對產業經營與經濟發展面對之關鍵問題,提出具體且可操作的政策規劃,才能做有意義的討論;第二,必須針對所規劃的政策措施,提出具體且完整的說明,讓民間企業能真正體會到,若依據政府的施政方向,其產業發展與企業經營所面對的問題或障礙,得有獲得解決之可能;或是政府所提出的產業發展策略,使民間企業得以找到新的投資、研發的發展機會,或經營績效與競爭力因而能夠提升,如此才會對政策措施「有感」。

     唯有企業「有感」,才會對如何落實政策,進一步達成振興產業與經濟目標等,提出實務性的建議。然而,如今民間企業界感受最深刻的是,雖然近年來政府陸續推動「愛台十二項建設總體計畫」、「六大新興產業」、「四大新興智慧型產業」、「十大重點服務業」和「關鍵產品發展登峰造極計畫」等重要經建計畫;同時為迎接ECFA實施後之機會,也陸續宣示推動「創新強國」、「打造未來黃金十年」等政策,給民間很多的期待和想像空間。但是看不到政府對於刺激產業投資和創新,有何具體的引導方向或作為。既然欠缺「箭靶」,就難怪「草船借無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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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總統李明博登上獨島,使得韓日關係頓起波濤。

     獨島是韓日之間日本海上的離島,它距韓國的鬱陵島較近,但離韓國的本土大陸則比日本遠。一九一○年日本併吞了韓國後,它也成了日本的領土。但二戰後日本戰敗,韓國重獲自由,而後有一九五○年六月至一九五三年七月的韓戰,在那個兵荒馬亂的時代,獨島根本無人理會。

     但就在韓戰結束後,一小群南韓的韓戰退役士兵,本於愛國愛主權的情懷,他們帶著韓戰時的輕武器,自己乘船到了獨島,宣布占領。日本知道後立即派遣兩棲部隊反攻,要把該島奪回。但那些韓國士兵可真是英雄好漢,他們就用有限的武器把日本的正規部隊打了回去。當時日軍有各種中重型機槍等裝備,韓國那一小群退伍士兵根本不是對手,但他們卻用島上的竹子偽裝成大砲,用炸藥製造出隆隆砲聲,營造出千軍萬馬的氣勢,這種欺敵的招數真的發揮了作用,使得日軍不敢輕舉妄動。

     從此之後,獨島的管轄權就在南韓手上,韓國將它劃在慶尚北道,日本雖將該島命名為竹島,劃在島津縣,但那已無任何意義。前幾年南韓還將那一群退伍士兵占領獨島,打退日軍的往事拍成電影,相當賣座。如果南韓士兵沒有去占領,而是任由情勢自然發展,美國一定會將獨島劃歸日本所有。

     因此,由韓國人民及政府對待獨島的態度,可以看出韓國沒有在怕日本,也不怕美國的可能干涉,有理就去爭。在獨島問題上,他不怕日本,也無懼於違抗美國的秩序,終於贏到了獨島的實質主權;也正因為這種無所畏懼的精神,今天南韓在經濟上才敢硬拚日本和美國的蘋果。南韓的硬氣,反而使它獲得世界各國廣泛的尊敬。日本是個極驕傲的國家,但對南韓也不得不有所收斂。

     日韓有獨島之爭,韓國以它的無畏精神贏到了主權。而台日之間則有釣魚台列嶼主權之爭。釣魚台主權毫無疑問的屬於台灣。甚至於一九四四年日本占領台灣期間,日本政府的東京法院在琉球與台北州的管轄權訴訟裡,也將釣魚台的管轄權判給了台北州。釣魚台距台灣極近,以前即是台灣漁民常往之地。一九七○年保釣期間,台灣的記者、學者和漁民也都很容易就登上釣魚台,如果台灣有韓國占領獨島的勇氣,早就可以占領釣魚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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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主計總處日前公布7月之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達2.46%,創2008年10月以來新高。主計總處強調,7月CPI年增率高達2.46%,主因是受天候影響,導致蔬果價格上揚(影響總指數上升1.22個百分點),加上油料費、國內外旅遊團費及外食費等價格調漲,乳類、水產品、電價、燃氣等價格居相對高檔所致。若以不含蔬果水產及能源價格衡量的「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Core CPI)觀察,則其年增率只有0.96%,尚不及1%,因此主計總處認為國內物價變動尚稱溫和。

     傳統上由於農產品及能源價格容易受天候及國際因素等短期波動因素影響,因此以「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衡量物價的長期變動,在若干年前尚稱合理。然而,近幾年來,全球暖化導致氣候變遷,極端的氣候變化變成幾乎每年都會發生。近幾年來冬季酷寒、夏季酷熱,降雨分布不均,而且降雨的地區性與時間性分配顯著不均衡:在同一時間某些地區常有豪大雨以致釀成巨大水災、某些地區則長期乾旱形成旱災,年復一年,導致農產品產量減少,價格長期攀升。農產品價格之變化,已經不能再以「短期波動」一句話輕描淡寫帶過。

     以最近幾年的實況而言,今年以來全球各地因氣候變遷引起的災變,幾乎不可勝數。例如:美國今年入夏以來持續飆高溫,號稱美國糧倉的中西部地區,創下56年來最嚴重的旱災災情;此外,根據美國乾旱監測中心指出,美國本土48州中,近2/3都已經出現乾旱現象。美國是全球玉米、黃豆、小麥的最大出口國,其中玉米、黃豆更占全球出口的40%以上。美國中西部鬧旱災,勢將帶動今年全球玉米、黃豆、小麥等農產品價格飆漲。另外,今年七月中國大陸北京豪雨成災,加上長江及黃河同時氾濫,勢必造成農損,增加農糧進口需求,進而推升今年國際糧食及農產原料的價格。至於更早幾年,例如稍早發生於2011年的反聖嬰現象、澳洲百年首見的大水災,以及更早於2010年發生的俄羅斯大旱災,都使近幾年來全球相關農糧商品價格持續上揚,從而成為長期現象,而非短期價格波動。這些例證說明氣候變遷已成常態,年復一年持續推升農產品價格,因此長期物價變動應將之納入考量。

     以行院主計總處公布的各種民生相關物價指數來觀察,從民國93年以後迄今,不含蔬果水產及能源價格的「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僅在民國96、97及100年這三年之年增率曾超過1%;至於「消費者物價指數」,在同一期間則僅有民國95、98及99這三年之年增率未超過1%。兩相比較,若以「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之變動為準,則物價確實相當平穩;但若以「消費者物價指數」觀察,則物價上漲的年數居多,處於長期上漲情況。

     更進一步觀察主計總處自民國98年10月開始發佈(資料追溯至97年元月)之「生活物價指數」,除了民國98年受金融海嘯影響,以致該年物價下跌之外,「生活物價指數」中,無論觀察甲、乙、丙的那一類,自民國99年元月至今年7月共計31個月,除了99年8月及9月之外,其餘29個月的物價變動年增率均為正值。其中今年7月之甲、乙、丙各類年增率分別高達5.78%、4.22%及4.44%,分別為該項指數編製以來月別年增率的最高值,這才真正顯示百姓受物價上漲所致之痛苦。

     順便值得一提的是,行政院「穩定物價小組」於民國97年5月成立,目前對於17項(截至101年3月時仍為16項)重要民生物資按月查價,做法值得肯定;惟其項目過少,不能涵蓋多數民眾的生活概貌。

     因此,若只看不含農漁產品及能源價格的「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這幾個月來物價還算平穩。然而,當氣候變遷之影響已經成為長期因素時,「核心物價指數」只是衡量物價時的安慰劑,讓政府部門自我感覺良好而已。這幾個月來的「出口連五摔、景氣連八藍、物價創新高」,讓民眾覺得「萬般皆『衰退』,唯有『物價』高」。政府與民眾的感覺也許恰成兩極現象。

     綜言之,當氣候變遷之影響成為常態,甚至年復一年變本加厲,政府部門對於物價變動的反應,若仍以「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只有0.96%,據而自我感覺良好,將與民眾的實際生活體驗相差太遠。政府部門對物價的處理,至少應以「生活物價指數」為參據。「生活物價指數」顯示,民眾的「實質購買力」在過去31個月中有29個月都在減少,在這段期間裡,民眾的錢彷彿每個月都被搶走了一些。當被劫民眾向有關當局(政府部門)報案,若得到的回應是:「根據我們的資料(「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顯示,沒有搶案發生(物價上漲程度輕微)。」在這種雞同鴨講的情況下,「有感拚經濟」會有成效嗎?「富民經濟」還有意義嗎?

  • 2012-08-13 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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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工商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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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報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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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政府公布7月份物價調查結果,由於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升至2.46%,創下金融海嘯以來將近四年的新高,通膨之說紛起,更有人認為台灣已出現停滯通膨(stagflation)的危機。但如今台灣的物價情勢有這麼嚴峻嗎?值得探討。

     首先我們必須先定義一下通膨。一般而言,通膨是指零售價格全面性、持續性的上揚,若僅是部分商品上漲不能稱為通膨,而僅僅漲一次就停下來的情況也不算通膨。為衡量通膨,各國皆編有消費者物價指數(CPI),調查的範圍包括食、衣、住、行、育、樂及醫療等七大領域。台灣7月份在所調查的424項商品裡,雖有183項較前一個月上漲,但仍有144項下跌,97項持平,離全面性上漲顯然還有很遙遠的距離。

     至於台灣近幾個月各類商品、服務費率是否已出現,或即將出現持續性上漲的現象?由近兩個月CPI的內涵分析可以發現,造成物價上漲的主要原因仍是來自於蔬果價格的走高,6月份CPI年增率1.77%裡有四成的貢獻來自蔬果,7月CPI年增率2.46%裡來自蔬果的貢獻更高達五成。而蔬菜、水果之所以漲價,是由於6月中旬豪雨造成的農損所致,依往年經驗蔬菜經四、五週復耕上市後,價格自可恢復正常,並不具有持續性上漲的特性。

     我們回憶一下民國96年10月柯蘿莎颱風過後的菜價,當時菜價漲幅逾七成,更甚於今天,一顆高麗菜的售價曾喊到一百元的天價,使得當月的CPI漲幅升至5.3%。但不過幾個月的光景,年底隨著蔬菜復耕上市,菜價重挫,一顆高麗菜賣不到十元,農民無語問蒼天,紛紛砸爛高麗菜以示抗議。只要對台灣物價稍有涉獵者都明白蔬果價格忽漲忽跌的特性,但這能算通膨嗎?需要央行以貨幣政策來紓解嗎?自然是不需要的。

     這個道理極為淺顯,不能一看到CPI的漲幅創了近四年新高,就不假思索的以為又有驚天動地的通膨要出現。我們必須分析其上漲的內涵才能據以判斷,像近月這種因颱風豪雨而出現的CPI上漲實不足為慮。我們可以再舉一例,民國83年的夏、秋兩季颱風特別多,計有提姆、凱特琳、道格、葛拉絲,每個颱風都重創農作,在蔬果供給大減之下,台灣自7月至10月CPI的年增率扶搖直上,依序是4.1%、7.1%、6.7%、5.1%。當時許多人也以為這是嚴重的通膨,但後來的發展證明這只是物價上漲,不能謂之通膨。隨著蔬果復耕上市後國內物價便恢復平穩,到年底CPI的年增率已回降至2.6%。

     依據通膨的定義,台灣確曾在民國63至64年、68至70年這兩段期間發生通膨。這兩段期間受到國際石油危機的影響,隨著油價飆漲,全球籠罩在恐慌的陰影下,台灣自不能例外。63到64年台灣社會恐慌到人人瘋狂搶購米糧、衛生紙、肥皂、肥料,甚至連一元硬幣也全從市場消失,迫使央行得發行一元及五角的紙鈔。這一波的物價上漲雖起因於石油價格的上揚,但最後導致台灣CPI大漲47%的原因還在於恐慌。恐慌促使人們搶購囤積民生物品,在恐慌需求的推波助瀾下,台灣出現近五十年來最嚴重的通膨。

     民國68到70年這三年同樣受到中東石油危機的影響,台灣的CPI漲幅依序為9.7%、19.0%、16.3%,百物齊漲,商品、服務費率月月創新高,這自然又是一次嚴重的通膨。由於兩次石油危機期間全球多數國家在高通膨之餘,也都出現經濟停滯的現象,因此這兩段期間的通膨又被稱為停滯通膨。

     自二次石油危機以來,除少數國家因為政治情勢不穩定而出現高通膨之外,美、歐、亞、澳等多數國家受惠於自由貿易、關稅調降,全球化的生產,在供應無虞之下,再也沒有出現昔日的停滯通膨。近二十年美、歐的CPI漲幅多在2%左右,日本則在0%上下,韓國略高但多數期間也僅3%附近,中國大陸由於經濟快速成長因此漲幅較高,但怎麼高也都在5%上下;與兩次石油危機年代的兩位數漲幅,已不可同日而語。全球近二十年來之所以能脫離通膨的噩運,自由貿易應居首功。

     我們明白了通膨與物價上漲的差異之後,即可了解在自由貿易及全球化生產競爭的今天,世界各國已幾乎不可能再重現昔日的停滯通膨。黃豆、玉米、小麥、銅、鎳、石油等原物料的國際行情會被炒高,但由於自由貿易及市場開放所創造的競爭,已大大紓解通膨壓力。想想三年前國際油價直逼150美元,穀物、金屬等農工原料國際行情迭創新高,都掀不起昔日的通膨水準,在今日國際景氣走疲、多數農工原料價格下滑之際,怎麼可能出現通膨?

     再說,今年7月CPI漲幅雖創近四年新高,但這個漲幅畢竟也只有2.46%。不論與歷史數據比、與鄰國的物價漲幅比,皆稱不上通膨二字,相較於昔日停滯通膨的情境更有霄壤之別,國人實無需自己嚇自己。

  • 2012-08-11 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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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工商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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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報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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